“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的人因水土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配资炒股交易是否卡顿，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新书《何以世界：透过地理看人类文明》中，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通过梳理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大脉络，解锁地理与文明的深层关联。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徽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三大商帮之一。那么徽商是怎么兴起的，为什么能形成一个长盛不衰的商帮？按徽州的府志、县志等地方志里面的说法，是因为当地山多地少，完全靠农业生产无法维生，所以当地百姓只能外出经商。以往的研究也大都持这样的观点。
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徽州山多地少，并不是促使徽商形成并保持长盛不衰的必然条件，只是一个或然条件。中国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很多，但并不是缺少土地资源的地方就会导致经商人口增加，更不会必然产生一个长盛不衰的商帮——一个地方不利于发展农业并不等于只有经商一条路可走。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产生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元股证券:ygzq.hk不妨看几个例子。比如淮北，土地面积虽然不小，但比较贫瘠。这主要是因为明清以来，淮河一直闹严重的水灾，所以当地人没有办法完全依靠本地的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维持生活。
他们采取了其他办法——不是做买卖，而是到外地当乞丐。史料中有不少记载，这种生存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20世纪60年代，我到淮北去出差时，了解到当地人的习俗还是在秋收以后把收获的少量粮食——主要是些杂粮，如地瓜、玉米之类储存在地窖里面，然后男女老幼都到外地去要饭，一直到过了春节再回来。这期间吃的、花的都是在外面要饭得来的，年景好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带些钱回来。而后他们利用地窖储存的粮食度过青黄不接的春荒，播种耕作，直到秋收以后，再次外出要饭。
再如湘西也缺乏农田，当地属喀斯特地貌，也称岩溶地貌，石多土少，山高水冷。这种地貌的发育本就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因地下水和地表水对可溶性岩石造成溶蚀和侵蚀后，经沉积及坍塌、堆积等作用形成的。水很难在地表停留，会渗入地下，土地也很贫瘠，不适宜种植庄稼。但湘西处于湖南与四川（今属重庆市）、贵州、湖北交界地，一方面是交通枢纽，是联系几省的交通要道交会之地，商旅必经，另一方面在交界地带，政府管理薄弱，作了案只要逃出省界，本省难以追责，邻省又不会管，盗匪得以逍遥法外。所以在旧社会，湘西土匪曾长期横行。当地一些农民农闲的时候就当土匪，或者做土匪的眼线，作为特殊的谋生手段。
浙江南部很多地方也是山多地少，有的地方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甚至只有一分地，光靠发展农业维持生存当然不行。因而当地的人也另择谋生方式：到外地去做小商小贩、建筑工人或者手艺人。如浙江青田盛产质地温润细腻、硬度适中的石料，是雕刻石中的佳品，当地人就会挑上一担石料到各地为别人篆刻图章，靠这个挣钱。后来青田人又把这项生意发展到国外，时至今日，意大利、法国等地都有青田人的同乡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青田一条街，都是青田人开的商店。还有一些温州人会到外地弹棉花、做裁缝等，温州裁缝遍布各地，连北京市内都有“温州村”。1982年，我第一次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当地人说帕米尔高原上总共有八九百个汉人，其中就有两家温州人，一家是“拔牙齿”的，另一家就是弹棉花的。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徽州本地土地资源有限且土地贫瘠，只是限制本地农业发展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导致本地人经商的必然原因，更不可能保证一定能够发展出长盛不衰的商业集团。
说到底，徽商的形成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商言商，商人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靠的就是商品和市场。徽商兴盛起来正是因为找到了当时最有发展前途的商品，找到了最好的市场。徽商掘到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开中法”获得盐引，经销食盐获得的。经销食盐的利润很高，生产成本却很低，唐大历年间甚至出现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所以历代都严禁私盐，由官方经营。盐引则是宋代以后历代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盐业的买卖与运输都离不开盐引。明朝初年，为了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防范已经退到蒙古高原的元军，明朝需要在北部边疆集结、驻守大量军队。此后，明朝在边境修缮和扩建长城，沿长城设置“九边”——九个边疆军区，常年驻守几十万军队，加上军人们的家属，这里就产生了巨大粮食供应缺口。但北方缺少商品粮，连北京的粮食供应都得靠漕运从江南运来。长城沿线大多寒冷干旱，地广人稀，也无法就地生产。如果政府直接在南方采购调运，必然耗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应付不了边疆和战场的急需，所以政府就招募商人，许诺他们可以粮食换取盐引。政府公布需要粮食的数量、收缴时间、收缴地点以及可换取的盐引，根据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确定粮引的兑换额，商人则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精明的徽商捷足先登，承接了很多粮食额度，相应地获得了大量盐引。从明初开始，徽商几乎垄断了淮盐销售，积累了巨额财富。盐商聚居在扬州城，建起豪华住宅和精致的私家园林，结交官员和文人墨客。
不仅是贩盐，徽商还把徽州本地的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又用竹木造纸，用特殊材料生产宣纸，用松树的松烟生产徽墨，用优质石料生产歙砚。此外，他们还利用新安江，把木材、石料等体积大、分量重的原材料从上游顺流而下，利用廉价水运运输到长三角地区。明清年间江南的住宅、桥梁、铺路石板，大多用的都是徽州运来的建筑材料。运完石料、木材的船返回也不会空载，他们再就地采买价值高、分量轻的丝绸布匹、日用百货，运回徽州贩卖。如此一来，财富积累更巨。
徽州山多地少，长期贫穷，徽州人生活极其节俭，本地对商品的消费量有限，市场容易饱和。于是徽商将市场拓展到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江南、长三角地区以及运河沿岸的城镇，又沿运河往北拓展到扬州、淮安。由于运河的运力经常无法保证全年漕运的完成，所以一部分漕粮和货物会在淮安境内的王家营“起陆”，即改用陆运，王家营因此成为漕粮和货物重要的集散地，形成很大的消费市场。淮安的清江浦、王家营，山东的临清都成为运河上的大码头，也成为徽商的大市场。明清以后“无徽不成镇”的谚语，印证了徽商在江南和沿运河地区庞大的市场规模。
山多地少是徽州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而徽商正是不局限于这种地理环境，选择利用徽州以外的市场和商品资源，给自己赢得了相对无限的发展空间。如果仅仅局限于本地的农业，那么徽州人就必然面临生存难题，而跳出本地、跳出农业，开始发展商业，开拓市场，开发商品品类，就会有无限的空间。这也是一个关于必然和或然的例子。
《何以世界：透过地理看人类文明》
葛剑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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