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0月29日,蒋介石命令汤恩伯前往台湾。
抵达台湾后,由于陈仪事件,汤恩伯惹怒了蒋介石。再加上蒋介石本人的薄情寡义,汤恩伯等一批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领,渐渐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没有逃过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
1950年,蒋介石象征性地赏了汤恩伯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从此以后,汤恩伯的兵权被削,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这个闲职,戎马一生的他在军事和政治上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在平淡、无味中终老此生。

在台湾,汤恩伯一开始住在台北市锦南路。
在漫长的失意岁月里,他的心情极度郁闷,一下子老了许多,只能在写作中发泄满腔悲愤,寻找精神寄托。那段时期,他先后撰写了《现代战争与我们当前的任务》等多篇文章。
优配网入口1951年11月,汤恩伯搬到了台北郊外。
那段日子,汤恩伯很少出门,也很少和过去的同僚、好友来往,每天只是自己埋头钻研文学、戏曲。
汤恩伯酷爱诗,还是梅兰芳的忠实戏迷,他的三个女儿名字分别叫汤国梅,汤国兰,汤国芳,全名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梅兰芳”,足见他对梅兰芳的痴迷。
晚年时期,研究文学、戏曲,给了汤恩伯许多精神上的慰藉。
事实上,在台湾的岁月里,不只是仕途上的没落凋零,生计上的压力也加剧了汤恩伯的苦闷。
抵达台湾后,汤恩伯一家的生活过得很拮据,常常为钱发愁,曾经锦衣玉食、山珍海味吃惯了的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省吃俭用地过日子。
1951年3月31日,汤恩伯在日记里写道:“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此次迁乡居住,本拟节省开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反增许多开支。”

1951年年末,汤恩伯的经济状况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不得不把大部分佣人遣散,尽可能减少开销。
1951年12月,汤恩伯在给好友王彰的信里写道:“弟只能留男女佣人各一名,其他人员非安排出去不可,因明年生活已至山穷水尽,每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千元。”
有一次,汤恩伯得了盲肠炎,前往一家小诊所住院、做手术。
恰好这时候,好友徐复从台北来探望他。徐复看到诊所的条件很简陋,担心医生的医术也无法保证,问汤恩伯怎么不去大一点的医院,汤恩伯尴尬地笑着说:“没有关系,这里便宜。”
早在年轻时期,汤恩伯就长期受胃病困扰,而且一直拖着没有治疗。到了50年代,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了方便看病,只好又返回台北居住。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汤恩伯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医生建议,必须尽快做手术,否则6个月之内有生命危险。那时候,台湾的医疗条件有限,做不了这个手术,得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去做。
听了医生的“最后通牒”,汤恩伯连续四天寝食难安,彻夜难眠。
汤恩伯的夫人王竟白人在美国,得知消息后,立即给他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马上启程来美国治疗。
收到夫人的电报,汤恩伯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他明白,美国的医疗技术和设施无疑是顶尖的,但是国都证券,去一趟美国,医药费、路费、再加上到了美国后的各种开销,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他根本负担不起,至于伸手向别人借钱,他又实在张不开这个嘴。
思来想去,汤恩伯认为日本是一个不错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前前后后大概只需要七八千,他勉勉强强能凑出来。
精打细算一番后,汤恩伯最终决定到日本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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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病逝后,周至柔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提到了汤恩伯赴日本时的情形:“他临走时与平常人一样,手臂粗粗的,我从未想到他会死在日本。当时他还同我开玩笑说:‘至柔,我相信我会回来的。’上飞机时,送他的几百个人,他都一一握手,而且谈锋甚健。”
之后,汤恩伯向蒋介石申请到日本治病。蒋介石批复时大为恼火,忿忿的说:“有大过的人,还想去日本治病。”然后大笔一挥,在纸上签了四个字:“就地医治。”
后来,医生反复强调汤恩伯病情的严重性,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了下来。

1954年5月27日,汤恩伯乘坐飞机前往日本,住进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
不久后,汤恩伯经历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达到了预期效果。
那段日子,谷正纲、胡健中路过日本,特地到医院看望汤恩伯。
汤恩伯欣喜地对他们说:“我十二指肠上的瘤已经割去了,病因胃溃疡,胃也割了三分之二。”
谷正纲后来回忆:“我获悉他的病不是癌病绝症,而且医治经过良好,甚感欣慰。”
然而,没过几天,汤恩伯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于6月29日猝然离世,终年55岁。

1954年7月15日,汤恩伯灵柩从殡仪馆送往下葬地,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为其执绋
汤恩伯去世后,胡宗南曾约徐复在家里见面,从抽屉里取出几封信,递到他的手里。
这些信是汤恩伯在日本期间给胡宗南写的,徐复接过信后,拆开来看,其中有一封信上写道:“我无法支付医药费,恳请胡先生在老蒋面前为我想点办法。”
当时,胡宗南收到汤恩伯的信后,立即替他向蒋介石竭力请求。最后,蒋介石答应周济3000美元。
但是,汤恩伯没来得及拿到这笔钱,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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